少子化佈景下的“兩頭婚”：浙北鄉村婚育形式嬗變的郊野觀察
作者：趙春蘭 范麗珠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原載《河北學刊》2020年第4期
一、問題的提出
人類社會中，家庭是一個最基礎、最長久、最主要的社會組織。傳統家庭的組成，是經婚姻的鏈接，再由血系的擴延，透過世代的傳承而留于永遠[1]。現代社會變遷的一個主要的面向，就是傳統家庭價值和結構遭到沖擊而發生變化，特別是國家通過軌制性方法對生齒發展進行強干預，從最基礎上影響了平易近眾在婚姻與生養方面的觀念和實踐。
上世紀70年月末以來，生養把持政策和經濟發展引發了社會的劇烈變化，配合推動了我國生養率的降落[2]。中國在完成了生養率由高向低的轉變之后，很快走向了很低程度的生養率。“對于中國的生齒而言，21世紀上半葉發生的最年夜的生齒事務莫過于生齒負增長時代的到來。”[3]面對少子化、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國家在軌制上對生養政策進行調整，2013年11月“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後代的夫婦可生養兩個孩子的政策”，2015年10月“周全實施一對夫婦可以生養兩個孩子政策”。但是，生養政策調整后，不僅生養率進步的幅度不盡如人意，同時出現了結婚率降落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8年中國生齒誕生數僅為1523萬，比當局部門預測的少了560萬；非但沒有出現“誕生數峰值”，反而比2017年年夜幅降落200萬[2]。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平易近政部的數據，2018年全國結婚率為7.2‰，為2013年以來的最低[4]。也就是說，曾經強力把持生齒增長的政策干預，現在對于促進人們的生養意愿未必見效。
由國家政策來決定生養問題，無疑長短常態政策，若何讓我國生養率慢慢上升到更替程度以使中華平易近族生齒得以平穩延續[2]，需求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認識婚姻和生養，包養平台還婚姻與生養的社會屬性。為了應對政策性把持生養對個體家庭（獨女戶）帶來的宗祧繼嗣和傳宗接代的窘境，平易近間社會出現了傳統主流的父系婚姻之外的婚姻締結與生養繼嗣形式的選擇。（莊包養價格孔韶、張靜：《“并家婚”家庭戰略的‘雙系’實踐》，《貴州平易近族研討》2019年第3期；李寬、王會：《“風險規避與成分維持：蘇南農村并家婚居形式》，《當代青年研討》，2017年第4期）早在上世紀90年月，張樂天等就已經在浙北陳家場觀察到一對1988年結婚的獨生後代夫妻采用了兩頭安家的婚姻情勢，被當地人稱為“夜夫妻”，“從村平易近替這一偶爾的奇異婚姻方法創造的一個專著名詞自己，可以推斷未來獨生後代婚姻的某種新形式。”[5]近20年以來台灣包養，在浙江北部的水村，村平易近采用夫妻“兩頭結婚”/孩子“兩頭姓”的雙系婚育軌制來調節“獨女戶”家庭出現的傳宗接代、老年人贍養、財產繼承等諸多窘境，已成為當地很是廣泛的選擇。有關“兩頭結婚”/“兩頭姓”婚育形式的資料，來自于2017年到2019年期間筆者對浙江北部水村進行的郊野調研。結合近年來學者們對分歧地區平易近眾婚育形式變化的觀察，本文將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認識人類繁衍和代際更替，提出婚育既不克不及簡單台灣包養地由政策來把持，也不是單純屬于個體層面的心理過程，而是個體性命在社會結構中獲自得義的主要組成部門，更是人類種族延續需求的社會性戰略與聰明的體現。
二、婚姻與生養軌制的社會屬性及其意義的現代崩潰
我們需求回歸其所具有的社會屬性來認識婚姻與生養的本質，在人類社會中，婚姻與生養從屬于特定的社會文明體系。“婚姻并非天性，而是軌制。可是軌制之導惹人類行為進進既定的途徑，很類似于天性在它領域內的感化。”[6]婚姻與生養不僅僅是簡單的基于天性的生物性過程，而是社會結構的一部門，“結婚不是私事短期包養，生孩子也是一項社會分子的天職”[7]，社會通過婚姻軌制讓個體性命參與到人的繁衍過程，使個體性命的意義具有超出性。
費孝通在《生養軌制》第一章中，討論的就是若何懂得生養作為“種族綿延的保證”，“和異姓結分解夫婦，生孩子，把孩子領年夜——這是一套社會活動的體系。”[7]結婚與生養不是單純的心理行為及其滿足，其“種族包養金額需求綿延”的目標超出了生物性自己，是一套傳統的規則和一套相關的包養一個月價錢物質文明的設備活動的結果；由此衍生出各種軌制，如包養網推薦標準化的求偶活動，婚姻，親子關系及氏族組織[8]。
在傳統中國，以生養為基礎的家庭是一個綿續性的事業社群。《禮記·昏義》有言，“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故正人重之。”基于血緣關系發展出來的祖先崇敬融進于儒家的禮制之中，成為全平易近性的自覺崇奉和實踐；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價值鏈條的一環，就是每個個體性命在這個事業中獲得延長的意義[9]。與之相關的是社群中各種對個體約束的價值與規范，好比，“在中國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婦間得相敬，男子有著三從四德的標準，親子間講究負責和服從。”[10]這使得有關婚姻與生養的社會性含義成為天經地義的價值與潛移默化的行為規范。再好比，深刻平易近間的“噴鼻火”觀念，上一代以“不孝有三，無后為年夜”為訓，下一代則以“榮宗耀祖”為奮斗目標[11]，體現了“社會獎勵、催促，甚至號令每個人得負起社會完全的責任。”[12]再好比，傳統上沒有男嗣的家庭被稱作“絕戶”，就是借助貶義的語言構成催促人們繁衍“噴鼻火”的壓力。
在過往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過程中，由于女性社會腳色的改變，傳統家庭形式的變化，人與人關系的從頭定義，直接挑戰了傳統婚姻與生養軌制。改造開放以來，意在把持生齒過快增長的計劃生養政策強無力地奉行，史無前例的高速城市化和工業化催生了經濟社會的劇烈變遷，更是從各個層面沖擊著中國的家庭價值并崩潰著婚姻與生養的社會性意義[13]。分歧于傳統社會強調個人性命價值就存在于“種族綿延”的社會性事業中，變遷時代出現了個人的價值歸于個人——個人的需求、個人的欲求、個人的消費等等，兩性關系被從頭定義，女性價值不再局限于“能否嫁得好”、“能否為夫家傳宗接代”。在這個過程中，從最基礎上顛覆了“男年夜當婚、女年夜當嫁”、“多子多福”的婚育觀念，生養與婚姻的社會關聯相脫節（“北京允許非婚生後代隨母報戶口’已執行兩年有余。”見何亞福：《非婚生養不該鼓勵，但非婚生後代權益該被保證》，《新京報》，2019年3月4日。），以繼承噴鼻火為社會責任的種族綿延掉往了意義，從而導致底本以家庭為基礎的一套社會結構被逐漸地解構了。閻云翔對南方的下岬村長期觀察發現，“年夜多數老年人已經接收……生涯的意義不再是光宗耀祖，而是讓包養網VIP後代過上幸福的生涯”[14]，“來自農平易近的理念沒有了，接續子孫傳宗接代的理念被宣傳為一種錯包養感情誤，留下來的，只要農平易近為現世生涯的盡力，只要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可以停息心中涌動的無根感。”[15]一項針對杭州市80后生養觀調查結果顯示，在生養目標上，選擇“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的占比僅為7.8%、13.4%。[16]
貝爾（Daniel Bell）有關現代主義對傳統次序沖擊的觀察，有助于我們懂得當前中國面臨的婚姻與生養社會價值的崩潰：一套支撐傳統價值體系的習俗業已終結。結果是，社會也不再被看作是人的天然結合……，而成了單獨的個人各自尋求自我滿足的混雜場所。“明天的人說，我就是我，我是我本身的產物，在選擇和行動的過程中我創造本身”。[17]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現代社會親密關系的變革，“性現在是以親密關系為基礎鑄造與別人之關聯的手腕，已不再根植于世代承繼的一種固定的親緣關系”。[18]個人主義、年夜眾消費主義與享樂主義的結合是現代社會的個性，在很年夜水平上銷蝕著傳統的社會價值，“對平易近族團結和平易近族目標來說，無疑是一貼蹩腳的處方”。[17]
在新的形勢下，鼓勵生養的政策，迄今為止見效甚微。[2]費孝通早在《生養軌制》中就提醒了種族綿延和個體保存之間的牴觸，“生女大生包養俱樂部養既是一件損己利人的事”的本質，是社會賦予其意義和價值，因為“若是社會不把這件事作為通盤性的責任，社會完全也就缺少了保證。”[12]當今社會，面臨著低生養率、低結婚率、疾速老齡化三個全球性的問題，而現代社會個人主義當道，無疑加劇了社會整體好處與個人私利間的對立。解決婚育問題上日益體現的社會與個人對立，還是要回到社會并在社會實踐中來尋找前途。假如我們今包養管道朝尚無力催生一個新世界的話，就必須扭轉現代社會那種毀滅一切舊有文明的傾向。[19]費孝通提出綿延種族的“法寶”，“是把人們結成社會，使每個人的保存不克不及單獨解決，他得依附社會台灣包養網的完全。社會完全是個人健全生涯的條件，而社會的完全必須生齒的穩定，穩定生齒有賴于社會分子的新陳代謝，因之有了種族綿延的結果”。[7]
上面將應用來自浙江北部水村的郊野調研資料，借以說明在具體社會生涯情境的人，若何用文明手腕來達成人種繁衍和社會繼替的目標，以衝破少子化時代集體性的“生養窘境”。
三、浙北水村“兩頭婚”、“兩頭姓”的婚育形式
（一）水村基礎情況及無男嗣家庭傳宗接代的窘境
水村地處杭嘉湖平原，是浙江北部、杭州西郊的一個行政村，距離杭州市區20公里擺佈，距離淘寶城（阿里巴巴總部）直線距離5公里擺佈，屬于西溪國家濕地公園延生保護區。水村村域面積3.2平方公里，下屬18個天然村（組）。至2017年末，水村戶籍在冊生齒3349人，760戶。水村與周邊幾個村莊之間，河流相連，習俗相通，同屬“水鄉文明圈”。改造開放后，水鄉的平易近營經濟發展最先起步，平易近營企業中，最有名的是諾貝爾陶瓷廠，“一個諾貝爾，年夜半水鄉人都在那謀職。”（訪水村人，2017年6月8日，）一線工人、銷售、運輸、會計、審核……，村里人都是親戚伴侶與鄰里，親緣與地緣從頭在工業化的佈景下恢復聯系。在經濟支出上，水村人已經完整實現了從以農業為主向以工業和第三產業為主的轉變，到2017年末農林牧漁業支出只占到所有的支出的0.2%。（根據地點鎮統計部門供給的數據，2017年，全村支出81722萬元，此中農林牧漁業支出為192萬元。）
自上世紀90年月至今，在城市多中間發展戰略下，水村三分之二的村域面積被征用拆遷，村平易近的家庭現金支出年夜幅度增添，也使水村人的生涯形式呈現出一種介于“準城市社區”與“標準農村社區”之間的一種新類型。盡管拆遷戶從包養情婦自建房搬進高層安頓房，戶籍狀況已轉為“非農”，但水村人生涯狀態沒有完整脫離鄉土，其“農平易近”成分的自我認同以及由地緣維系的熟人社會形式仍在延續。得益于處所經濟開發帶來的各種就業機會，水村青年不用也不愿意離鄉，廣泛選擇“買房投資，但不單住”（訪水村人，2017年8月11日）的生涯方法，其生涯重心仍在村中，這使得水村仍然堅持著社區的相對完全。所謂現代社會家庭原子化特征，并未在水村出現，村莊還是堅持了相當高的凝集力。[20]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月開始，計劃生養政策在水村奉行。考慮到農業生產對于勞動力的實際需求，全國其他多地農村實行了“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生女戶被允許生養第二胎。水村位于浙北平原地帶，經濟條件歷來較好，同時，相對于山區，水上勞動強度較低，所以，計劃生養政策在此執行得很嚴格——頭胎無論男女，夫妻都不允許再生養第二胎。與中國年夜多數處所雷同，計劃生養政策催生出大批獨生後代家庭，[21]“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家庭結構，使城鄉中國人的私生涯都有了徹頭徹尾的改變。”[22]令作為社會基礎的家庭顯示出史無前例的懦弱性，因為家庭所承擔的“社會繼替”效能由于一部門家庭沒有男性后嗣而難以維繼。
對照王滬寧對男性質嗣“社會繼替”的剖析，可以清楚到男人在村家族中繼替腳色的多重效能，“（1）宗姓；（2）贍養白叟的義務；（3）重要的勞動力；（4）財產掌管人；（5）對外的保衛者等。”[23]在傳統農村社會中，村家族依附家庭男嗣來完成綿延的效能，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少子化無疑令浙北水村無男嗣戶家庭面臨諸多窘境：
1、家庭繼替的窘境。盡管水村村平易近們嚴格遵照計劃生養政策，可是“傳宗接代”的觀念依舊廣泛存在。在這個依舊堅持著熟人社會諸多特包養軟體質的村莊里，祖宗與子孫的社會性關聯還是非常緊密。水村家庭中若無男性質嗣，就意味著祖宗的噴鼻火斷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壓力便隨之產生，好比，若何面對祖先對血脈無法延續的質問、若何繼續參與到龍船賽這樣限制性別的村中社會活動中，以及社會輿論等現實問題。
2、財產繼承的窘境。無男性質嗣的家庭若何解決財產的繼承與分派問題，特別是在水村這樣一個比較富饒的農村。一旦自家女兒嫁出往，財產很能夠被男方家庭把持：“假如（孫輩）不姓本身的（姓），就等于（地盤）征用之后補償的多套室第白白地給了外（姓）人。”（訪水村人許姑父，2018年3月2日）盡管招上門女婿是一個選擇，而現實是在當地人中招贅幾乎是不成能；況且水村人也擔心：“‘招贅’、‘倒插門’，最后很能夠會竹籃子吊水，人財兩空。”（訪水村人，2017年12月12日）
3、養老的窘境。養兒防老不僅僅是在物質上的供養，同時也有天倫之樂的感情和精力需求。水村通俗村平易近都比較富饒，老一輩握有衡宇拆遷、地盤征用的一次性年夜筆現金支出，“掉地農平易近保險”讓農平易近按期領取養老金，物質養老不再端賴養兒。養老窘境重要體現在老年人的感情依靠上，水村人覺得“把女兒嫁出往了，本包養dcard身家就沒人了”（訪水村人許姑父，2018年3月2日），難免老景凄涼。享用“子孫繞膝”的天倫之樂，才算得上是暮年生涯的幻想狀態。
（二）婚姻與生養軌制的文明調節：“兩頭婚”與“兩頭姓”
或因為計劃生養、或是個人選擇，中國今朝有相當比例的無男性后嗣的家庭，表現為集體性的“生養窘境”[24]。在水村，晚期獨生女家庭的婚育還只能在“嫁娶婚”與“進贅”之間二選一，經過逐漸探索，到了2000年擺佈出現了夫妻“兩頭婚”和孩子“兩頭姓”的婚育方法，意在化解無男嗣家庭傳宗接代的窘境。今朝這種婚育方法在水村被越來越多的人接收，儼然成為該區域的主流婚姻情勢，在80后人群中，以“兩頭”情勢結婚的比例年夜約達到70-80%。除非當地男人娶了水鄉片外的男子，並且這個男子并非是家里的獨女，才會以男娶女嫁的“嫁娶婚”方法來結合。
“兩頭婚”，也稱為“并家婚”、“兩頭走”，這種婚育情勢并非是水村及其周邊區域內獨有的，在整個浙北地區，以及蘇南、江漢平原等地存在。（參見，莊孔韶、張靜：《“并家婚”家庭戰略的“雙系”實踐》，《貴州平易近族研討》2019年第3期；李寬、王會：《風險規避與成分維持：蘇南農村并家婚居形式》，《當代青年研討》2017年第4期；黃亞慧：短期包養《外埠青年在蘇南農村婚姻市場中的位置——文明剖析的視角》，《理論與現代化》2015年第2期。）分歧于招贅，締結“兩頭婚”的雙方有著同等的位置。在水村比較廣泛的做法是：兩性結配，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說嫁，各自戶口不變更；男女雙方家中各自裝修新房，夫妻婚后在雙方家庭輪流棲身；雙方經協商，婚后生兩個孩子，分別隨怙恃姓；有義務贍養雙方怙恃，也有權力繼承雙方財產；孩子稱雙方長輩均為“爺爺、奶奶”，而沒有“外公、外婆”的稱謂。從婚姻的締結到日常生涯的設定都來自于夫妻雙方及其家庭的協商，具有相當的靈活性，甚至被認為“沒有統一的規定”（訪水村人，2017年12月12日）。
“男年夜當婚，女年夜當嫁”這種基于人生物屬性的社會傳統在水村仍然通行，至于若何在個人婚嫁與社會規制之間尋找到變通的方法，水村人會說，“人是活的，傳統是逝世的”、“‘傳統’不了解現在會有獨生後代兩邊結婚的，最后，傳統本身也凌亂了。”（訪水村人，2018年4月20日）“兩頭婚”就體現出“人是活的”這一特征，主動對文明系統進行調整，在依循處所規制的同時進行社會軌制的創新。上面是對水村的一對年輕夫妻——阿斌與小琪的婚姻與生養設定的觀察，以此來幫助我們進一個步驟懂得“兩頭婚”/“兩頭姓”婚育形式的社會屬性。
阿斌是水村人，姓“俞”，俞家里經營著一家規模不年夜的漁具廠。阿斌的老婆——小琪，姓“金”，是鄰村人。小琪的母親是諾貝爾陶瓷廠的老會計，金家的經濟條件在處所上也算優越。因為兩個村莊同屬“水鄉文明圈”，兩人不受拘束戀愛，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兩頭婚”、“兩頭姓”成了雙方家庭都覺得“順其天然”的選擇。婚禮的各種細節設定通過雙方家庭協商，基礎原則是盡力依照處所社會能夠接收的方法來做，以此贏得本鄉外鄉對由此產生的婚姻關系情勢的接納與認可。
費孝通將生養軌制視為人類種族綿續的人為保證，人類用文明手腕往把持這生包養網單次殖感化，使這生物現象成為社會的新陳代謝的感化。[7]不成否認的是，婚姻方法有過種種變化，作為“人類歷長期包養史的產物，一切社會軌制的情勢是手腕，手腕必須依著處境而變動。”[7]早在上世紀80年月，費孝通就留意到了中國家庭結構發生的史無前例的變化：變化是由經濟上的自立權、婦女位置的晉陞、婆媳關系的緊張、籌備婚禮的困難以及農平易近壽命的延長等多種原因導致的。[25]明天的水村在各方面基礎實現“男女同等”，處于經濟發展機會較多的杭州郊區，在地盤征用、自建房立戶、衡宇拆遷補償等各類國家、處所性政策上都是男女同等，一概有份。處所社會對于經濟分派（補償）上的男女性別同等的遵照，加之女性廣泛接收教導、有更佳的任務機會等優勢，都有助于晉陞女性的社會位置。也使得“兩頭婚”當事家庭商議親事時，有著相對同等或平衡的位置，也就帶來了協商的空間與能夠。傳統的父系制婚姻、生養體系，在現代社會也出現了多方面的變化。
1.婚姻儀式上的協商與均衡
在水村，“兩頭婚”婚禮流程并沒有統必定式，基礎原則是在嫁娶婚的基礎上，進行雙系均衡的協調，但以雙方協商結果為準。最常見的婚禮設定有三種：第一種做法，與“嫁娶婚”流程基礎雷同，擇一良日，上午，新郎來迎親；午時，至親而非所有的賓客，被邀請在新外家見證迎娶儀式，并享用較為簡單的午宴，稱為“便席”；下戰書，新娘的外家親戚正常送親；早晨為正宴，但與過往男女雙方在家各自設宴分歧，“兩頭婚”由男女方配合在飯店里設宴接待一切親朋老友，禮金各自收取，酒宴價格也由雙方根據各自親友的宴席桌數分別承擔。第二種做法是，迎親、送親流程照舊，男方家仍以晚餐為正。有所區別的是，女方家在迎娶當天，只邀請至親，酒菜也相對簡單。而是在第二天新婚夫婦回門時，再正式邀請一切親朋老友，水村人稱之為“回門宴當作正宴辦”。第三種做法是，雙方家庭選擇分歧日子分別舉辦喜宴，新郎與新娘的腳色互換，彼此迎娶：擇一日，新郎依照嫁娶婚的流程迎娶親娘；改日，新娘依照進贅的流程，來迎娶新郎。盡管第三種做法頗費周章，但通過婚禮儀式所確立的雙系均衡的後果是最佳的。
結婚儀式的變更，不包養sd僅體現在整體婚禮過程之中，也體現在婚禮設定的細節之處。如，男家給女家的聘禮，是確立婚姻中男方單系優勢的主要環節，“人類學家直呼為‘新娘的價錢’”[7]。而在水村，盡管“兩頭婚”的婚禮設定各異，但“男家不提彩禮，女家不置辦嫁妝”（訪水村人，2017年12月12日），是最為統一的做法。阿斌母親回憶：“兩孩子是在2011年辦事的，那個時候，結婚聘禮差未幾要十二、三萬。我們當時是提出（給）的，說多幾多少總是要拿點過往的。可是，小琪外家是拒絕的。”（訪阿斌母親，2019年10月12日）除此之外，新郎本應在接親當天準備幾萬現金、十多條中華煙、幾年夜袋喜糖，以應付女方親友“攔門”，女方也一概拒絕。此外，作為當地傳統習俗，男方為了答謝新娘母親經歷生養磨難，為男方家的子孫延續做出貢獻，都要為新娘母親準備的“肚疼紅包”，小琪母親對此也予以拒絕，“我生孩子肚子疼，我親家母也疼的。”（訪阿斌母親，2019年10月12日）在水鄉文明圈內，這樣委婉而不掉禮貌的拒絕，是雙方都能夠領會此中的含義：金家生女兒是延續了金家血脈，包養網車馬費并不是單純為了你們俞家的傳宗接代，故不需求由俞家來感謝。
通過雙方家庭協商，諸多單邊儀式或被撤消、或被同時實行。可是，有些儀式的雙系變更仍被認為是忌諱。好比，“洞房花燭”寄意“延續噴鼻火”，就強調的單系。在水村，傳統婚禮上，新婚夫婦拜堂結束，由男方的舅舅拿起八仙桌上的一根花燭帶頭走，新郎新娘隨后，踩著麻袋走進洞房，寄意“傳宗接代”。男方的姑父拿另一根花燭緊跟其后。對于“兩頭婚”的夫妻，雖然兩邊都可以舉行“拜堂”儀式，可是，當地仍風行著婚禮花燭“只能點一邊、只能點一次”的風俗，“點兩次蠟燭，不是等于結兩次婚了？”（訪水村人國英，2019年7月3日）不吉祥的預言讓水村人心存芥蒂。于是，在哪邊點花燭，既是水村人判斷男女方家庭哪方更有實力的主要依據，也是雙方家庭在協商婚育著重時的主要籌碼。借使倘使花燭點在男方家，女方往往會請求第一個孩子跟女方姓；或許，在男方家里照樣拜堂，但不點花燭，在未點燃的花燭上象征性插兩個棗子，寄意“早生貴子”。即便點蠟燭、拜堂這些關鍵儀式，以及孩子的姓氏都傾向單系，另一方也必定會尋求其它的儀式變更來尋求均衡。
在阿斌和小琪的婚禮上，點蠟燭、拜堂，都是在男方家舉行。可是，女方家決心保存了“散糖”、“散紅包”（傳統習俗中，拜堂結束之后，步進洞房之前，由男方舅父向來賓們拋灑喜糖、紅包。）這些傳統上專屬于新郎家要作的儀式。分歧于傳統婚禮女性被動地在外家坐等新郎，在新郎及迎親隊伍到達女方家時，金家親戚不僅沒有“攔門”，新娘還下樓主動迎接新郎；由此可見，新娘腳色更為主動和獨立。當男方俞家提出請女方金父參加男方家舉辦的儀式時，女方金母請求新郎的父親與新郎一道來接新娘，“公公一路來迎娶兒媳婦”（訪阿斌母親，2019年10月12日），這在傳統的父系制社會中，是不克不及想象的。
2.生養設定上的妥協與兼顧
在水鄉文明圈，締結姻親的雙方家庭有一個基礎共識是血脈延續，與“兩頭婚”相關的是孩子“兩頭姓”的雙系生養養育設定，凡是是婚前達成協議，即夫妻生養兩個孩子，一子隨父姓，一子跟母姓。阿斌媽媽表現：“他們金家也就這么個女兒，也是要傳宗接代的，假如都姓我們俞家（姓），金家（的血脈）不是要斷了？”（訪阿斌母親，2019年10月12日）在2012年與2014年，阿斌與小琪的兩個女兒相繼誕生，遵照婚前協議，年夜女兒隨男方姓“俞”，小女兒隨女方姓“金”。當然，對于生兩個女孩、或許兩個男孩的家庭，“一家姓一個”，不會有什么牴觸。可是，在男嗣偏好文明仍存續的中國社會中，借使倘使頭胎是女兒，隨男方姓；二胎是兒子，隨女方姓，男方會覺得吃虧了，不難產生牴觸。當小琪懷二胎時，也有人問阿斌怙恃：“看你家兒媳婦的肚子，第二胎很能夠是兒子誒，假如是孫子的話，你們肯（讓他隨女方姓）的啊？”（訪阿斌母親，2019年10月12日）對于包養意思這一點，阿斌怙恃的態度倒非常明確：“不論男女，第一個姓俞，第二個姓金，結婚前就說好的，我們不反悔的。哪怕第二個是男孩，也還是要跟著女方姓的。假設不願，就要鬧出（家庭）牴觸的。”（訪阿斌母親，2019年10月12日）
阿斌怙恃之所以能夠在生兒生女這件工作上不較真，并非是對延續噴鼻火無所謂了，而是認可了“兩頭婚”與“兩頭姓”的世代繼替邏輯：“到我年夜孫女結婚的時候，就算她也像她爸媽一樣‘兩頭結婚’，也是要生兩個，此中一個必須姓我們俞家的。這樣，我們姓‘俞’的，就始終還是有的，就不會斷了。”（訪阿斌母親，2019年10月12日）水村人對于“傳宗接代”的態度變得更為靈活，只需能把姓氏傳下往，不論是兒子還是女兒，都是噴鼻火的傳遞，這在實踐層面是就化解了“唯有男性才幹繼承血脈”的家庭延續窘境。
水村人在認可“兩頭姓”婚姻的下一代“不論姓哪邊，都是我們的孫女”（訪阿斌母親，2019年10月12日）的同時，也對于子孫承祧哪家的姓氏由哪家來做儀式的規矩，長短常明確的。根據水包養故事村的鄉俗，孩子誕生三天后，按例要辦“三朝”（“三朝”：即“三天”的意思，是在個體誕生第三天、結婚第三天、往世第三天，這三個最為主要的性命歷程的節點上的祭祖儀式。）祭祖，儀式的目標，一是告慰先祖，家里添了新丁，血脈已接續；二是祈求祖宗保佑子孫順遂。“年夜孫女姓‘俞’，誕生三天后，就是祭俞家的祖宗，請這邊的祖宗保佑；小孫女姓‘金’，就在金家那邊弄的（儀式）。”（訪阿斌母親，2019年10月12日）俞家和金家怙恃類似儀式的設定上，姻親很留意讓彼此“過得往”，采用本鄉外鄉的親戚鄉鄰們認可的規矩，通過孩子“兩頭姓”勝利地讓俞金兩家的“雙系”血脈皆可維繼。
（三）“兩頭婚”與“兩頭姓”婚育形式的社會效能
如上文所述，水村依然是一個相對完全的鄉村社區，人們有關婚姻與生養的社會性規制、責任與儀式做法，是在自家或鄰里間不斷重復之中習得的，潛移默化為社會生涯的基礎邏輯和其保存的基礎關注。郭于華剖析了陜北某鄉村平易近眾基礎的文明價值系統，指出“這一系統與其生涯世界和保存邏輯之間的關系是彼此融會與婚配的，它們構成村社會一套完全的生涯與意義體系”。[26](p347)社會變遷導致婚育方法經包養行情歷了種種變化，水村的“傳統本身也凌亂”（訪水村人，2018年4月20日）了，單一從夫居的父系制不再是獨一形式，帶有較高協商性的雙系婚姻-生養軌制設定成為一種選擇，有著相應的社會效能。
1.家庭繼替
“兩頭婚”的婚姻情勢使得在水村“嫁出往的女兒，不再是潑出往的水”（訪水鄉人孫飛，2018年5月7日），調整了單一以男性質嗣為繼承人的傳統，獨女戶家庭通過婚姻的締結也獲得了傳宗接代的機會。獨女戶不再被視為“絕戶”，“兩頭結婚，你怙恃在的，那還是算一戶的。”（訪水鄉人孫飛，2018年5月7日）傳統上由各家戶男丁參與的社區活動，現在也可以由女兒或女婿來承擔。好比，“喝龍燈包養一個月價錢酒，嫁出往的女兒也可以回來的”，“女婿也可以跟兒子一樣劃龍船，這些都不再有什么區別。”（訪水鄉人孫飛，2018年5月7日）
意在化解無男嗣家庭窘境的“兩頭婚”的締結，使得在水村傳承家族“姓氏”和延綿祭奠祖先“噴鼻火”不再是男嗣專享。現代社會女性在婚姻與生養中擁有更多主動選擇權，有助于“兩頭婚”中達成外家姓氏與噴鼻火傳遞，“我再多生一個孩子，對外家有一個交接，對婆家也有一個交接。”（訪小琪，2019年10月12日）無須置疑，“兩頭婚”與“兩頭姓”的形式在很年夜水平上彌補了少子化形成的噴鼻火繼承上的窘境，更成為年輕夫妻生養二胎的社會性動因。其實在水村，年輕人對于生養二孩意愿并非很強，年輕母親們經常這樣講，“假如不是因為‘兩頭婚’，要為兩家各生一個，我確定是不會再生的。我有幾年的芳華可以耗得起？”（訪水村人阿阮，2017年9月11日）這般的生養意愿顯然超出于個人主義的自我。
2.財產繼承
締結婚姻從來都包括著經濟上的考量和算計，家族財產的繼承包養網VIP同樣是世代繼替的主要組成部門；而家庭結構中的經濟過程也是人們生涯的奔頭，承載著個體人生的價值。水村“兩頭婚”與“兩頭姓”的婚育形式，在很年夜水平上改變了父系家庭軌制的某些傳統，如單系繼嗣包養心得、從夫居與隨父姓，特別是財產的單系著重原則等。水村富饒的經濟狀況以及在集體經濟分派上男女同等機會的甜心花園獲得，都使得女兒的社會腳色發生改變，使兩頭結婚具有了穩定的社會基礎。在“兩頭婚”的形式中，女兒飾演著兒子的腳色，既可以繼承怙恃財產，也要承擔贍養怙恃的責任。在水村，締結“兩頭婚”的姻親基礎上是包養條件當地人，都有必定的家產，姻親雙方無須顧慮自家原有財產的流掉；老一代一輩子辛勞積累的財產獲得順理繼承，也令婚姻雙方世代間的權力與義務在社會結構中獲得保證。
3.養兒養女能防老
在水村姻親兩家都為小兩口準備新房，新婚夫妻婚后兩邊住是最為常見的生涯狀態。當然“兩頭住”究竟怎么住也是各家各異，基礎上以白叟對于大家庭照顧的便利為主：有的家庭兩個孩包養俱樂部子分別由婆家和外家養育，年輕夫婦根據本身的任務、生涯設定選擇宿夜處；有些家庭中，小夫妻與兩個孩子都在任務日住婆家，周末住外家，抑或相反。因為夫妻雙方都是當地人，姻親家棲身的距離廣泛不遠，來來往往輪流住并不是很麻煩。
這種“兩頭住”的生涯方法，使得怙恃、後代配合的生涯單位在變化中仍然堅持，防止了老一輩“空巢”的出現，怙恃在幫助撫育第三代的過程中，獲得天倫之樂，也在兒孫繞膝中有人床前盡孝、頤養天算。“兩頭住”生涯方法在實現代際互惠的同時，無形中促進了姻親間“兩家并一家”，使親家白叟之間彼此照應成為能夠，有用地分攤了獨生子夫妻的贍養壓力。可以說，撫育-養老的“親子關系反饋形式”在水村就是一種日常生涯狀態，是人們廣泛包養俱樂部接收并實踐的社會軌制。費孝通從社會文明的角度提出，“親子關系反饋形式”是中國文明的一項特點，其基礎就在于“養兒防老”。而一個社會經濟配合體要能長期維持下往，成員間來往取予之間從總體和長線來看，必須平衡互惠[11]。
四、余敘
“數量龐年夜的第一代獨生後代已經到了兼具養老和育兒需求的階段。他們是在計劃生養過程下誕生的，在生齒老齡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27]人們等待著國家生養政策的轉向帶來生養率的上升，而最新的《生齒與勞動綠皮書：中國生齒與勞動問題報告》卻帶來一個不那么好的新聞：中國生齒負增長時代正在到來。一味地乞靈于國家政策無異于緣木求魚，無論是原子化個人，還是完美的福利軌制都會導致個人、婚姻與綿延后代之間的關聯日益松弛，而集體性的生養窘境需求回到婚姻與生養的社會屬性中認識并找到解決的方法。“社會分子的新陳代謝都是維持社會結構完全和綿續的機構，撫育孩子不是一件個人可以隨意取舍的私事，而是有關社會生產和平安的任務。”[12]
具有社會屬性的婚育軌制一貫都視處境而變動，體現出人類用文明手腕來達成人種繁衍和社會繼替的目標。浙北水村“兩頭婚”和“兩頭姓”婚育形式平衡地連接了個情面感、家庭需求以及社會責任，用行為實踐了光宗耀祖、傳宗接代的價值，使親子關系反饋形式的傳統倫理在生涯中獲得維系，無形中化解了現代社會婚育方面日益凸起的社會與個人間的張力。這種婚育形式是在少子化時代新的社會生涯實踐，在必定范圍內已經成為大師廣泛接收的社會軌制。它能否僅是一種過渡性質的處所性形式，還是會繼續發展并在更年夜范圍獲得接收，仍有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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